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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是虚假的,有于坚工整抄录的陈超生前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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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 诗评媒

书名:《于坚论》 作者:霍俊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ISBN :978-7-5212-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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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作者简介:陈超:已故著名诗歌评论家。

石家庄西郊鹿泉,燕赵龙凤陵园公墓。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陈超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有于坚工整抄录的陈超生前的诗句——

   当下诗歌面临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其实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问题”在此不是个贬义词,“问”和“题”是可以相互打开的。有些问题是真确的,可以回答;有些问题是虚假的,可以指出其虚假之处后扔到一边不再搭理。下面,我谈谈对当下诗歌界四个显豁问题的看法。我要求自己笔随心走直接表达,不绕弯子。因为,诗论界的问题就是绕弯子。在正文之前,让我先把这个“问题”废掉。

炉膛里泛潮的木柴轧响

1.  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

拈骰子的游戏已到收场

  用不着争辩说诗歌的读者不少,大家心里都清楚,它是很少。你到书店看看,几千平米的地方,诗集只有可怜的一平米。人们说,是诗写得都不好,所以没人读。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最省事最振振有词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胡说。返观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现在的诗可以傲视过去任何巅峰时期的诗。我看过去最好的诗人艾青、戴望舒、冯至、李金发、卞之琳、穆旦的诗,从意蕴含量到技艺含量,是在北岛、多多、西川、于坚、柏桦、臧棣等人之下。而且,就数量而言,当下能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之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

无意中我拉开店门

  诗歌读者少,是这个时代的羞耻,而不是诗歌本身的羞耻。就总体精神状貌而言,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实利型的读者。他们需要现世现报的东西,“有用就是真理”。他们活得忙忙叨叨,仅有的余暇要用来找刺激。肥皂剧、小报、流行歌曲,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小说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因为当下小说打点儿情欲的擦边球;散文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由于散文可以窥秘,或可以摹仿“识字人”的生活方式使自己附庸风雅。说到底,这都是不同半径的同心圆,那“圆心”就是“实利”。

噢天空迸涌着雨后的月光

  这时代特立独行的人太少,关心灵魂问题的人太少,受过合格的艺术教育的人太少(瞧瞧那些大学的文学教师、博导,他们怎有能力启发真正的艺术趣味?)有沉思默想习惯的人太少,能体会语言本身劲道的人太少,有内在情趣的人太少,容忍奇思异想之无用性的人太少,安静地坐在家中阅读的人太少,有诗歌敏识力的图书编辑太少,够格的文学出版社社长太少(或没有)。

右录故友陈超诗

   因此,我的看法是,人们不读现代诗也不是什么过错,他们与诗并无仇恨,只是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没有关系,就不必以全称的“读者群”来比照现代诗的冷落了。写好写坏,诗的读者终归是少。我要反对的是那种认为是诗都写得不好或用“看不懂”来指责诗人的人。我的观感是,“能看懂”的诗占绝大多数,如报纸上的,《诗刊》、《星星》等各类刊物上的,他们也不看或看不上,他们专拣看不懂的诗看,结果一肚子憋闷。他们是想求个调合,“又懂点又不懂”。他们需要平均数水准的诗,比如余光中之类。余光中的修养是一个油滑文人的修养,文人的写作兼顾个人性情和读者接受这两方面。而纯粹的诗人,面对的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的奥秘,是诗本身的成色。因此把诗写好就是了,读者少虽令人叹息,但也是诗人无法改变的。这不光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全球的现实。

苍岩山雨中羁留二日之七

2.  某些诗评家为什么也说“读不懂”?

乙未春于坚

  最近,关于现代诗“读不懂”、“现代诗已走向末路”的呼告不绝于耳。发出惊呼的,不仅有那些几十年一贯制“战斗立场鲜明”的指责者,还有几位在八十年代初为朦胧诗辩护的诗评家。虽然他们的知识型构、审美起点不同,但客观上却形成了一股“合力”,笼罩在诗歌批评界上空的是一团焦躁、愤激、悲观的气流。对此,我以为是不公正的。

在2017年深秋,和我同行去石家庄的沈浩波以及王单单、严彬都夸赞于坚的书法很棒。

  现代诗之“读不懂”,恐怕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我认为,表达方式的含混乃至晦涩,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文学、美术、音乐等)的共同特征之一,很难想像哪一种现代艺术与“晦涩”无关。人们不理解现代美术和音乐,会老实地承认自己理解力、审美感受力跟不上艺术家;可对现代诗“读不懂”,他就敢空前自信地认定是诗人在“胡闹”,而从不想是否自己有问题。这种姿态算是敬重诗歌还是轻慢诗歌?难道现代诗不是某种有关生存和生命复杂经验的特殊“知识”,一门严肃而难能的语言技艺吗?凭什么它就应该是类聚化的老少咸宜的“哲理”?一种行云流水消闲遣兴的“雅好”?

我目睹的却是但丁的隐晦的树林和四处的哀鸣。这正是诗人的心象对应,正是精神的炼狱、灵魂的盘诘,以及终极关怀的本质化回声:“我们就走进一个树林,那里没有一条路径可以看得出来,也没有青色的树叶,只是灰色的;也没有平正的树枝,只是纠缠扭曲,多节多瘤;也不结果子,只是生着毒刺……我听见悲泣之声从四面送来,但是又看不见一个人,因此吓得我呆在那里。我相信我的老师以为我在那里想着,这些声音是从那些躲在树林里的灵魂发出来的。”①?这个古老的回声在今天仍在继续。

  现代诗之“读不懂”涉及到方方面面,此处不便赘述。我想从不同的意识背景形成的不同审美创造力形态上,来简述造成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过去习见的诗歌,主题是鲜明的。诗人自诩为众人的代言人,并担保自己能分辨二元对立中的“真善美”/“假恶丑”。这样的诗当然也不乏精品,但在现代条件下,它骨子里却以僭妄的姿态简化、消解了生命体验的复杂性、真实性,成为柔软的权力话语的补充。生存和生命在更普遍的状态下是充满悖论、缠绕、互否特征的,二元对立的处理肯定遮蔽了许多“问题”。某一类现代诗力图捍卫这些被粗暴地抹煞的“问题”,呈现复杂经验的聚合。因此,其主题更富于包容性:生命和话语历险中彼此冲撞、摩擦、盘诘的不同义项,在一个结构中对抗共生,同时存在,多音齐鸣地争辩,小心翼翼地变奏,以求摆脱独断论立场。这样一来,诗歌的主题就变得含混多义,没有居高临下的“启蒙”和“教育”的主旨,而是面对复杂经验时,诗人与合格读者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因此,这些现代诗是消除意识形态和“道德”权势的诗,是自由知识分子心灵和话语世界的交流场所,是对生命和语言“问题”的艰难探询,而不是强作解人的“结论”。

我记得骆一禾在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黄花低矮却高过了墓碑”。那一截石碑在时间和尘世面前可能是微渺而不值一提的。诗人就是在精神隐喻层面撰写墓志铭的人。确然,从终极意义上考量,诗人不仅为自己写下了特殊的墓志铭,而且也镌刻出了人类共同的难以规避的命运。诗人在精神隐喻上而言应该写下永生之诗。由此考量当下的中国诗人,这样的诗人存在吗?也许一切都是未知,也许有人也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生存和生命的复杂体现在诗中,必然带来语言的复杂。某个时代诗歌活力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是否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修辞基础,新的命名,带来新的“语法”。多声部对话,反讽,玄学性,佯谬,个人隐喻等,作为现代诗语境中的基本成份,使不熟悉它们的评论家感到“气愤”。这可以理解。但若以此指斥现代诗是“胡闹”,则未免太过性急。读不懂可以先不读,若要发言,则应检查一下自己的前期准备,阅读前提,“话语场所”,以使自己的言说能作为恰当的学理问题而不是情绪化对立,免得“车走雷声语未通”。你对现代诗语的技术环节不够了解,很可能你的批判就是无效的。比如,诗人要设置“多声部争辩”,你批评他“主题不鲜明”;诗人要反讽,你批评他“不庄重”;诗人要追求“互文性”,你批评他“脱离现实生活”……如此等等。现代诗欢迎批评,但它需要真正准确、内行的批评,这种批评应是洞透之后的质询。

面对于坚这样一个庞大强势的文学世界,很容易把阅读者和同行们吸附进去,或者成为于坚“原文本”的复述者。而无论是整体研究一个诗人,还是解读一个文本,无论是在奥登的时代还是在当下突飞猛进而又不可思议的中国,很多批评家都在重复着两种行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批评家,档案学家和密码学家。前者带有谨慎的精确去收集发表关于一个作者生平的所有能发掘出来的事实,从他的情书、宴会请柬到洗衣账单,并设想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事实,无论多琐碎,都有助于阐明他的写作。后者对待作品的时候仿佛它是一个匿名的、极度难懂的文本,而且它是用一种私密的语言写的,如果没有专家解码,普通读者休想读②?现在人们谈论于坚,对于那些有着先锋诗歌史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八十年代的“他们”。

  在所谓“否定式思维”自以为预支了“深刻”的浮躁文论环境中,浅薄的批判性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教条。

陈超当年在八十年代最为看重“他们”中的于坚和韩东。

3.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写作”?

韩东,尽管是哲学系毕业但是却从来不在诗歌中炫弄知识,而恰恰是在口语中呈现还原姿态和平民意识。敏识的陈超极其精准地指出韩东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自然有“领袖欲”,但是韩东可贵之处在于仅仅是提供一种姿态或可能性就赶快摆脱追随者而继续向前。陈超与韩东的见面是在江苏淮阴,当时是已经渐渐潮热起来的五月底。那时韩东还穿着高帮鹿皮靴。与体质略显单薄、白皙,态度持重的日常交往不同,韩东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给人的印象却是不留余地、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此次会上,韩东的发言正是后来影响巨大的《三个世俗角色之后》。而当1991年陈超陆续在刊物上读到韩东的小说时,陈超的第一感觉是有些震惊——诗歌使韩东厌倦了吗?

  “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是意识形态改造机制的主要对象,在今天又成为被嘲弄的族类。前后不同的是,今天的民众并不歧视知识分子,恰好是一些自诩为“民间”代表的作家诗人及批评家在践踏他们。这是为什么?

由韩东和八十年代,我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个精神体量同样庞大的诗人——于坚。

  这就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难题”。知识分子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依附于体制的文化人。我们都知道,在当下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它是特指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和能力的人;是那些以理智和自由、社会公正的信念,对所有扼杀它们的势力发出质询、批判的人。这样的人在目下中国是太少了。但令我诧异的是,我看到的攻讦恰好多是针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应对所处时代的噬心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本身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从历史上看,他们是人类文明传统及可能性前景的主要保护者与瞩望者之一。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思考某一时期的局部问题,他还应有能力超越眼前利益,为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命运投注智慧和行动。普泛地说,现代知识分子主要靠精神/智能体现价值。但他们维护的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从具体历史、文化及个人本真经验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批判、证伪、猜测、想像,以求不断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新的精神/智能成果。知识分子族群在具体的世界观,理论与方法,观察与实践,乃至知识构成和个人趣味上或许会有根本差异,但我认为,我上述约略的概括,应是区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起码标志。我不理解,按照这大家明了的标志,知识分子(当然包括知识分子诗人)为何一再受到恶意的诋毁?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力求做到的就是扩大诗的承载力,将生存、生活、生命、知性、知识做出个人化的发现,于坚某些诗也同样如此。生存和理念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冰炭关系,而可以是扭结一体的,异质混成的,多音齐鸣的,综合处理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正是与密切相关的概念,强调的是对生命、生存、文化、语言等的广泛探询,对写作技艺的专业自觉,对以往被夸张或煽情化了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反省和批判,并警惕种种极端主义思潮假借知识分子之名给文化带来危害。在此义项关系里,“知识分子”不是“诗人”的限制成分,而是二者彼此激活,不断开放的盘诘关系。我置身诗坛已有20年,基本了解诗坛上重要的当代诗人的精神建构及文本。批评家职业道德的底线要求我这样陈说:“知识分子诗人”在80年代中期,为抵制几乎泛滥成灾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而去寻求情感的高贵和写作的难度。有些诗人使自己的写作指向了“纯诗”,但由此也使其诗与“生活”不够贴近。而口语化的日常主义趣味诗歌,有对世俗生活的介入,但不少文本的意味和形式缺乏“被再读”的魅力,流弊所及指向插科打诨。二者相比,无论是疏离“生活”,还是疏离诗歌,都让人惋惜。作为批评家同时也写诗的我,由于生性“退让”,当时只分别肯定了双方的长处。从《生命诗学》的一些文章中可看出我的姿态。但80年代末以后,被称为“知识分子诗人”的人,反省了自己以往诗歌的不足,开始提高自身综合处理时代生活、历史、文化的能力;以个人经验、知识品位、诗歌技艺的修养和旺盛的创造力,使诗歌走向了融合和更为广阔的境地。恰好是被所谓“民间”诗人集中攻击的诗人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西渡等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令我不解的是,攻讦者攻击的正是已发生了变化的他们,而对“纯诗”阶段的个别诗作,却意味深长地“肯定”。这就使人弄不清其“立场”的高妙处何在了。大家都明白,“民间”与“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对立关系,排除掉与写作无关的对“民间”的利用,我理解的“民间”,是指非体制化的、对文学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的坚持。它与利欲或策略无关,更不应是一个预先赋予价值的“新”神话。它是一个实践的概念,真正的价值只能由文本的质量给出。

尽管于坚是四川人,但是因为他母亲是昆明人的缘故,于坚在陈超看来属于典型的高原土人——矮小、较胖,神情憨厚,眼神固执而明亮,自负而坚忍,适度而又有些世故,“在我的朋友中,于坚是极少数的那种深悟自身素质的人。这使他的写作,一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适度: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酒精、聚会、钓鱼和网球,并没有使他的诗歌表现得兴致勃勃、潦草和迷惘。他有时也赞赏别的诗人,但更像是在尽朋友的‘义务’,言不由衷,含有迁就所有同仁的‘集团主义’动机。这也许说明于坚老于世故,也许说明于坚对自己声望的估计。或兼二①?第三代“龙头”诗人于坚是陈超相交三十多年的好友。诗人们普遍认为于坚是后现代“怎么都行”的随意的人,陈超却认为于坚其实是特别认真、忠厚的人。在《于坚之“明白”》中,陈超写道:“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曾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定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到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马上将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铆工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十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更奇的是,于坚的‘明白’还带跨时空的。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由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就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呀。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他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讲明白’,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①?

  我早在许多文章中谈过,现代诗中的“知识”是“特殊知识”。用“特殊”来限制和修正“知识”,意在陈明它是一种与矛盾修辞、多音争辩、互否、悖论、反讽、历史想像力对生存现状的复合感受有关的“知识”。在一个思想、“感性”与技术和物质放纵主义同步的集约化、标准化的干涸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特殊知识”恰好是对绝对主义知识、二元对立知识及唯理主义崇拜和历史决定论的颠覆。后者简化乃至抹杀了世界和人生(包括审美)的问题,前者捍卫了世界和人生以探询问题的形式存在。这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学艺术而言,我们看到那些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家更有力地将理智的深刻内省和感性的解放凝为一体。在此,“特殊知识”以其特有的细节含义,重新厘定了诗歌(文学)中“知识”的定义。从某一角度讲,我愿将它作为一个“新感性”的审美的批判的词语。它要反抗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压抑、工具理性、科技霸权,而且还有受动的消闲遣兴、取媚市场、自我精神剥夺的伪感性“奇观”。“特殊知识”是否定精神、批判精神、自由探询、历史想像力的综合,是诗人对于生命、自由、美、责任的自觉。也可以简言之,它是一种现代经验的复杂“知识”,是诗人立场下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特殊知识”。它要消解“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消解自以为客观的统一和确定性,捍卫写作的自由、差异性以及介入生存的有效性活力。我认为,“知识分子诗人“及于坚本人的某些诗都在趋向于此。于坚现在大力攻击知识分子写作,并大谈“原在”、“原天地之美“,但他自珍的主要作品如《档案》《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我本人也充分肯定这些作品),我看不出与我的说法有何出入。用他的“新”说法解释他自己的这类作品都有气短的感觉。我认为,于坚这类诗从知识系谱上来自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批判”及卡尔•波普尔。因此,他用不着自相矛盾地否定“知识分子写作”。

这段印象,真是传神得很!

4.“身体性”是诗的福音还是末路

于坚的现代诗话《为世界文身》与陈超的《诗野游牧》同时出版。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他们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这种“现代诗话”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陈超所说“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而早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这本书中,陈超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初步建立。“现代诗话”做到了词语和精神之间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作的细节和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差异性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再者说回来,“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俭省词语与机心妙得的个人修为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于坚等人的“现代诗话”则一以贯之地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超级难度的考验。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诗人伊沙等人倡言诗的“身体性”,继起的《下半身》诗人干脆将之作为诗学的关键词;诗人于坚也在此前将“身体性”视为诗的要义之一。现在,“身体性”几欲成为聚讼纷纭的词语,有人将之视为诗的福音,有人将之视为诗的末路。

由于坚的诗作我想到的是当年一个诗人在田纳西州的山顶所放置的那一个语言的坛子,这就是诗歌的可能性——“我把坛子置于田纳西州,/它是圆的,立在小山顶。/它使得散乱的荒野/都以此小山为中心。//荒野全都向坛子涌来,/俯伏四周,不再荒野。/坛子圆圆的,在地上/巍然耸立,风采非凡。//它统领着四面八方,/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①?

  对我而言,好诗不可能排斥广义的身体性,而身体性并不等于好诗。说到底,这是个语言表达能力问题。

坛子是一个日常景观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什,但是作为语言世界中的意象却在一瞬间就成为周边事物的中心和顶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诗人的精神照彻。而多少年了,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我只有偶尔几次与几个诗人的“坛子”和“中心”相遇。那一刻曾经被刻意缩小的闪电瞬间炸裂、迸发出来。诗歌是经验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验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灰色的没有花纹的坛子上——它安静坚实却又容留了无边无际的风声和喧嚣。这再次回到了诗与真的问题。这让我想到当年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讲话。”①?在于坚等少数几个诗人这里,我找到了能够与史蒂文斯的“坛子”具有互文和重新发现性的那一“中心”。这一“中心”又近乎耳侧低低的雷声萦绕。

  其实,朦胧诗人多多、芒克、严力,第三代诗人中的莽汉主义、女性诗、非非,其诗中均不乏“身体性”。只不过他们没有如此专注地使之变为一个标准。“身体性”在此是自然地出现的。

评价同时代人的写作注定是困难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身体性”的强调提出,是针对诗歌界在素材上的“禁忌”、诗歌的智性倾向而发。我认为,“身体性”的含义应是广泛的,它包含人的感觉、生理体验、无意识的情绪、诗中生命的节奏,当然更包含人的原始冲动。世上之所以有“诗”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因为人类感到有许多体验是“头脑”无法表述的。如果这么认为,那么“身体性”乃诗中应有之义,用不着如此费力地呐喊——这种呐喊,若在“十七年”,“文革”,乃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出,是更有意义的。今天再喊,难免有拿常识当秘密的味道。

罗兰·巴尔特认为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而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评价正是“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②。在一次南行高原的列车上,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绵延的雪峰间巨大的银白色风车。风车的叶片闪亮,山峰褶皱间是浓密得化不开的阴影。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尤其是具有“求真意志”和“自我获启”要求的诗人他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有人已经给出了答案:“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③?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精神的不合时宜来看诗人是真正的同时代人。即使不大声说话,甚至只是沉默和噤声,但这同样是一种“精神成人”的独立姿态。

  其实,不管主张“身体性”的诗人怎样面面俱到地“论证”,我看他们实质上——有诗为证——是要表达原始欲望的冲击力,“性”题材的合法性。这倒使问题简单了。我不妨删繁就“要”,就说说“性”吧。

  性,是人的主要体验之一。按照乔伊斯•布拉泽的说法,正常的男性平均20分钟想到一次性(当然不是规律性的“每20分钟”,而是“平均”,包括意识与潜意识)。因此,诗歌表现“性”,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人除了“性”,还有诸多时时伴随他们的“事”与“想”,因此,你不能说没有“性”的诗,就不够真实。小说家阿城就说过,文革时他感到匮乏的是食物和书,而主要不是什么“性”。弗洛依德的“泛性论”有其敏识之处,但将一切归为性,就显得神经质。许多精神分析批评家往往把一切凹圆形的东西(水杯、池塘、花朵、洞穴等)解读为女性性征,把一切长形的东西(塔、尖岭、钢笔、刀剑等)解读为男性性征。这是戴着“性”的有色眼镜看一切,有点幼稚,有点书生气,有点可怜兮兮。我不反对诗歌写性,我要反对的是将之视为“惟此为大”的教条主义诗学。我要反对的是以此为说词,使自己的诗具有题材上透支的优势。而考虑到伊沙及“下半身”某些“性”诗体现出的性别歧视,我要说,这里的“性解放”其实特别封闭,特别陈腐,特别封建,完全像一群土鳖对红灯区的欢呼。

  于坚强调“身体性”,他的“身体”是广义的。性与其他,都得以自然地呈现。他没有在相反的姿态上“谈性色变”。而上面诗人的性诗,却有着“谈性色变”的紧张感,“逾矩”的秘密快感,宣言感,自我感动的“破禁区”感,“我豁出去了”的自我恐吓的夸张感。这是没必要的,小伙子小丫头们。

因此,我的想法是,“身体性”的含义是广泛的,不要轻易为之划定畛域。性是诗歌处理的材料之一,应平和视之。性,既不是高尚的也不是卑下的。我们在涉及到它时,不应自诩为什么“勇士”,更不应自贬为“我就是流氓”。这太可笑了,你就那么重要吗?只因为你突然知道你有“性”?——“身体性”不是诗的末路和福音,只是材料之一类。

远方的风景

----不仅是苟且,还有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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