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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写一写靳以在复旦求学的若干细节,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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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战火纷飞,复旦大学一路西迁,1938年3月21日,在嘉陵江边开学上课,此后在此办学整整八年。

原标题:根在复旦,终有“收获”——大学时代的文学青年靳以先生

当年在嘉陵江边,坐在台阶高处,作为在渝复旦大学的教授,卢前何曾预料,他教女学生诗词文章的场景,会以另一种方式重现——1956年,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内,中文系教授黄润苏给更年轻的复旦学生讲解诗词。这是弦歌不辍的一个场景,也是薪火相传的一份力量,记录这段故事,也是记录下那个年代,我们民族可歌可泣的往事。

梳理复旦大学校史,“靳以”是绕不开的名字。不过,过去人们谈到“靳以与复旦”,大多聚焦于他的任教阶段,他早年在复旦的求学经历是一个空白。今年是靳以先生诞生110周年、逝世60周年,我决定写一写靳以在复旦求学的若干细节。

晚饭后,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刘铸晋要去约会了。女朋友黄润苏,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就读。男孩子兴致勃勃跑到女生宿舍篱笆下,吹响约定的口哨声作为暗号,女孩听到,便姗姗而来。两人相视一笑,沿着校园散步,月影下的梧桐,轻轻摇动叶子,也似在为年轻恋人的情话增添情致。远处,传来江水的声音。1942年,刘铸晋23岁,黄润苏20岁,此时的复旦大学不在上海江湾,而是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

1931年6月,靳以与学友在江湾复旦

96岁的黄润苏在上海的寓所回忆这段岁月,展开她写的词为证。《浣溪沙·记得》:记得嘉陵水绿波,碧梧初引凤轻歌,篱边呼应哨相和。习作携来同检阅,课堂深处伴吟哦,青春如锦莫蹉跎。

在校园里“偷偷地”写作

于学校来说,1937年,八一三事变,地处江湾的复旦大学顿成战区,校园内一片狼藉。图书馆被日军炸飞半边,教学楼仅存残垣碎瓦,西式三层楼、时称上海高等学府中设计最科学的第一学生宿舍被夷为平地,体育馆成废墟。整个校园内仅有两幢建筑幸免于难。眼看开学无望,时局动荡,校方决定内迁。辗转江西等地后,复旦部分师生最后西迁至渝,1938年3月21日,在北碚的陋巷茅屋中,正式开学。

十多年前,我在一份档案中偶然看到,复旦大学工会首任主席,是著名作家、编辑家靳以先生。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惊喜,复旦工会的朋友们知道后也深感荣幸。

于个人来说,1942年,因为日军从缅甸向滇西发起进攻,保山告急,正在昆明中法大学求学的川籍学生纷纷结伴返川转学。其中,就有成都人刘铸晋和荣县人黄润苏。两颗年轻的心,在战火中靠拢了,从昆明到曲靖、宣威、威宁、毕节等地,学生们沿途变卖棉衣,搭乘军车,足足走了十几天。爱情,也在颠簸中产生了。

靳以在复旦求学的史料不多。复旦档案馆收藏的《复旦大学同学录》显示:章方叙于1927年秋入读复旦预科,1928年秋从预科毕业后升入商科,1929年秋在商学院国际贸易学系就读。他学习商科是遵从父命——靳以的父亲章皋是五金行老板,他盼望他的长子能子承父业。然而,靳以从小志在文学,并不喜欢商科,据他后来回忆:“……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和一切的商科知识绝了缘,不但没有做过一文钱的生意,也不曾在任何商业机构中服务过一天。”

是年秋季,刘铸晋和黄润苏转入复旦大学,到北碚校园报到。战火纷飞中,一所学校被迫绕过小半个中国,两个年轻人不得不绕过小半个中国。在嘉陵江边,他们的命运重叠了。

因为排斥商科,靳以本人很少提及他学习的系科。在他的自述中,他对商科专业一笔带过,却对从读大学起就开始文学创作着墨颇多:“我总是深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写,写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来看。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我就署了一个假名字,偷偷地寄出去了。这一切都好像见不得人的,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

八十年前,西迁至渝

1928年,靳以在《语丝》第4卷第46期上发表了处女诗作《明天啊,明天——》,署名“章依”;1930年,他的短篇小说《偕奔》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上刊登,署名“靳以”。靳以正是在复旦求学时,一步一步走向了文坛,但他的商科背景却少有人知道。

1937年,位于上海的四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受命组成联合大学,自筹经费内迁。经过反复磋商后,复旦、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剩余两校因无力筹资而退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为两部,最初选定第一部校址在江西庐山牯岭镇,第二部校址在贵州贵阳讲武堂。10月,第一部师生陆续上庐山,11月开课。但课堂还未坐暖,日军攻陷安徽芜湖的消息传来,庐山震动。校方最终决定立刻迁到重庆后再去贵阳与第二部汇合。12月,部分师生登船西行,一周后到达湖北宜昌。等候一周后,乘坐卢作孚民生公司民康轮进三峡。12月25日,师生到达朝天门码头。然而贵阳联大第二校址发来电报,说该处校舍狭窄,不能容纳数百师生前去。滞留在渝的师生顿时没有了方向。所幸复旦大学重庆校友得知情况,立即前往迎接,并设法提早结束重庆菜园坝复旦中学的学期课程,腾出校舍让联大师生先结束学期任务。

靳以大学时代照片

有了歇脚处,原复旦副校长,时任联大第一部负责人的吴南轩和土木工程系金通尹教授便奔走拜访校友和川省主管,寻求支持。11月,国民政府各机关相继迁往重庆,重庆市内一时已无余屋。最终在各方支持下,选定重庆周边的北碚东阳镇。这里依山面江,交通便利,近处有黄桷树镇,有商铺和民居可暂作宿舍。1938年2月,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决定解体,各自在重庆和贵阳办学。同月,结束在菜园坝复旦中学的课程后,复旦逐系迁往北碚黄桷树镇,同时向东阳镇征购土地建校。

商科生的偏好与渴望

谋求土地并非易事,但复旦大学在当地办学却得到地方士绅和民众认可与欢迎。20余户土地所有人几乎无一刁难,嘉陵纱厂将坝内32.5亩土地及山地一方转让给复旦建造校舍,部分士绅以半价或者免费赠送名下田地给复旦。当地人民的慷慨解囊,让师生们深受感动。复旦大学还特设嘉陵纱厂纪念奖学金,资助家在沦陷区而断了经济来源的优秀学生继续读书。

为了掌握更多靳以的求学史料,我决定拜访靳以的女儿章洁思老师。那天到章洁思家时,她正在校订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日记书信集》。她告诉我,该书披露了不少新发现的靳以资料,其中,靳以《致康嗣群》64封信稿,就是她从上海图书馆未公开的珍藏文档里抄录下来的。在64封信中,有11封写于靳以求学时期。

1938年3月21日,复旦在嘉陵江边开学上课。刚得喘息,1940年5月27日,日军轰炸北碚,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等7人罹难,伤者数十人。全体师生同声哀悼。一路的奔波之苦,以及战争带来的惊惧,还有学杂费收入的断源,都使复旦到了濒危边缘。最后,几乎连老师的月薪也发不出了。经在渝校友努力申请,1942年1月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学校的生存有了着落。

我仔细阅读后发现,它们虽然透露了靳以在复旦读书的一些线索,但几乎没有一封谈及商科专业与功课。1929年2月,靳以回天津度寒假,他寄往上海复旦的信中,与康嗣群交流最多的是文学与写作,如第一封信:“小石近来颇注意文学读外国书,畅谈数次,快极!”第二封信:“我所写的诗,实不高明,此为弟所深知,但又不能不勉强抄去一首,即请收之。”第三封信:“假中除写几首小诗,一无所成,可叹殊甚!……‘毒酒颂’已写就,写至‘任寒风凄凄的长吹’,几天没有想起如何去续下去。昨晚夜中,才得到最后两句,心中高兴非常,用寄老友,尚望指正。”

一星如豆,弦歌不辍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封信。此信是靳以从复旦校内寄给在北平逗留的康嗣群的,具体日期不详。从信中告诉康嗣群复旦开课时间和注册方法来看,似应写于开学前夕。靳以在信中写道:“这半年听说中国文学系请了鲁迅、徐志摩、郑振铎、傅东华等来做教授,不知确否?真要是这样很可以旁听一气!”这是《致康嗣群》中唯一一处谈到复旦教学课程的地方,但与商科专业无关。看得出来,对于文学名家,靳以充满了仰慕之情。作为商科生,他渴望他们的到来,以期能够“旁听一气”。

复旦的到来,让远离重庆市中心大约40公里的北碚迅速发展起来。

1945年,靳以与妻女在北碚夏坝复旦新村

从江上摆渡而来,可以看到一个小型码头和一条为师生专门修建的台阶。拾级而上到了路面,一眼可以看到大门上“国立复旦大学”字样,进门后是一座两层楼的礼堂“登辉堂”。虽然只有两楼,但在周边的低矮平房中,显得异常高大夺目。战时的复旦逐步形成了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余系的规模,也吸引了一批名教授充实师资。这些名字,今日看起来都熠熠闪光: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伍蠡甫、周谷城、顾颉刚、陈望道、童第周……在动荡时局中,他们坚守三尺讲台,也将文化和科学的种子传播给了台下的年轻学子。

见到久仰的郑振铎

黄润苏住的大学宿舍,就是简单的瓦顶草棚平房,里面一共放着六张上下铺床,住十一个女生,剩下一床作为储物之用。大家温习功课,就点一盏小油灯或者一支蜡烛。有时大家去礼堂上课,礼堂上面有一盏煤气灯。等到回房间,大家的鼻孔都是黑的,是被煤气灯的燃烧物熏烤所致。饮食方面也很艰苦,因为米粒谷物里常常掺着砂石,因此学生们笑称自己吃的都是“八宝粥”。即便是这样的粥,每天早晨吃饭还要去抢。因为若晚一些,就什么都吃不到了。有一次抢到最后,有学生发现锅里一只煮熟的老鼠,大家都大倒胃口。至于男生洗澡的地方,干脆就直接在沟渠里。当时,宿舍所有的房间里墙上都有血痕,那都是臭虫的尸体。每个人抓到身上的臭虫就往墙上一扔,久而久之,墙上就有了这样的奇观。

事实上,鲁迅、徐志摩都未曾在复旦执教,郑振铎、傅东华倒是在复旦中文系担任过兼任或专任教授。尤其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先生的到来,给靳以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们求学的热情却很高。祖国正在抗战,学生们都正值青春,简陋的校园里洋溢激情。黄润苏参加播音台,唱《嘉陵江上》等歌曲,抒发爱国之情。仅1941年到1944年,复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者达667人。

郑振铎比靳以大10岁,成名较早。1920年起,他就与茅盾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小说月报》主编。1928年他旅欧回沪后,于9月间到复旦中文系任教。

美丽的景色,给大家带来精神上的享受,有时也稍稍缓解了物质上的贫乏感。在中文系,卢前先生上课时带一只葫芦,内盛老酒,讲到兴之所至,抿上一口,坐在藤条座椅里,不失古风。有时,他也带着学生到江边。五六月份,草长莺飞的季节,卢先生就地坐在沿江台阶的最高处,和学生说,如何写词,怎样写曲,此情此景,与书中传承千年的文化内涵一起,滋养了青年。

靳以这样描写第一次见到郑振铎时的情景:“……他坐在大学的教员休息室里,裹着一件破旧单薄的大衣,掩住半个脸,好像畏寒一样地蜷缩着身躯,坐在墙角的一只椅子上。他的脸是长的,那中间是一条高长的鼻子,一副希腊人的脸型;头发天生是卷曲的,初看给人一种寒冷和严峻的印象。可是当我和他相识了,才认识到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满腔激情,有时冲动得像一个孩子。”

刘铸晋起初住在黄桷树镇一家公寓房里,因为成绩较好,后来获得奖学金又住到了东阳镇一家民房里,虽然民房没有地板,但很安静。能重新坐回课堂,又得到知心爱人,在他的回忆里,北碚的日子不觉辛苦,反而是甜的。那些在陋室中求学、去小镇上打牙祭的回忆都是美丽的。“我们结伴去嘉陵江上游不远的缙云山,在著名的温泉里初步学会了游泳。记得一个春末夏初的傍晚,我们漫步在校园沿江的林荫道上,我顺口念着‘梧桐发芽了呀,梧桐发了芽’,大家笑得前仰后翻,给我‘梧桐诗人’的雅号。”1944年和1945年,刘铸晋和黄润苏先后从复旦大学毕业。订婚后,在黄润苏母校成都华英女中分别担任语文教师和化学教师。四年后,刘铸晋赴美留学。1955年回国后,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

1933年,大学毕业后的靳以来到北平,有人约他编一个大型文学刊物。他觉得难以胜任,得知郑振铎就住在燕京大学,“就在一天晚上去找他商谈。这一次,我们好像老朋友在异地相见,他显得很热情;我说明来意,生怕他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应承”。1934年1月,靳以与郑振铎共同主编的《文学季刊》正式创刊,从此,这对师生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靳以接连写下《与振铎相处的日子》《不是悲伤的时候》等文章,回忆他与郑振铎的交往与情谊。

而复旦大学则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逐批回归上海复课。原北碚校园,于是年9月1日成立私立相辉学院。1955年随丈夫刘铸晋来到上海后,黄润苏于1956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

孙寒冰的外国文学课

当年在嘉陵江边,坐在台阶高处,卢前先生大约也不能预料到,他教女学生诗词文章的场景,会以另一种方式重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内,黄润苏教授给更年轻的复旦学生讲解诗词。熬过战火、经过颠沛,复旦回来了,还更壮大了,关于它的薪火相传的故事也将继续写下去。

靳以深情回忆的另一位复旦老师,是孙寒冰先生。孙寒冰1922年毕业于复旦商科,后赴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到复旦任教,先后担任过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他还是《文摘》月刊的创办者,1937年,《文摘》因刊载译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而轰动海内外。

孙寒冰虽是著名的社会学、法学教授,但他初到复旦时教的却是外国文学。靳以清晰地记得自己读预科时的那一天,“那个清早我很早地爬起来了,因为昨天的通告说英国文学的教授孙寒冰先生已经到校,今天就要上课的。摇过铃的时候,果然他来了,他竟是那么年青……”确实,孙寒冰只比靳以大六七岁,但是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对于文学好像他的学识很博,虽然他没有十分确定的见解,对于我们那些预科生,他引起我们莫大的惊喜和对于文学的兴趣,甚至对本科的英文学课程也持着一种傲然的态度”。孙寒冰上课选用济慈、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雪莱、王尔德和高尔基等世界文学名篇,让初学写作的靳以眼界大开,“每一篇作品都有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故事”。

1938年靳以到重庆北碚复旦任教后,孙寒冰成了他的同事和好友。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北碚,孙寒冰不幸罹难。靳以闻听噩耗,扼腕慨叹:“在我大学时代少数我服膺的教授之中,他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尴尬的商科教授形象

与上述回忆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靳以很少提及商科专业老师。1917年,复旦首创商科,与文科、理科鼎足而三。李炳焕、李权时和朱斯煌等著名教授先后在商科任教。靳以的商科专业老师是谁?这些老师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在他的学籍档案中没有找到答案,《致康嗣群》中也没留下只言片字。

后来,我从靳以的短篇小说《教授》中,才模糊找到他眼中的专业老师影子:小说开头,写一位教国际贸易的教授,每次上课总是让学生心生困惑,下课钟声响过,“学生们都无精打采地站起来,静静走出去,好像沉下心去听过他一小时的讲授之后,那热烈的求知欲,没有得到一点满足似的”。课后,“那个戴着阔边眼镜,瘦长长的,常是把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提出来的学生又来了”,他追着教授提出疑问,“在疑问中怀了不少讥讽的态度”。教授答非所问,“背上好像渗出汗来了,痒痒地像一只只针尖轻刺着”。小说结尾,写教授被家庭琐事搅得精疲力尽、心思杂乱,“像有无数讥讽,恶意的眼睛逼视着”,去学校上课的路上,“他一个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长的身影寂寞地投在地上……”

我无法断定《教授》的人物原型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位国际贸易系教授形象不佳,是被“讥讽”的尴尬对象。我甚至猜测,那位戴着阔边眼镜、怀着讥讽态度提问的学生,会不会是靳以自己?

“吴剑岚也来了”

《致康嗣群》中,靳以唯一提到的复旦在任老师,是吴剑岚先生。如第六封信,靳以在提及鲁迅、徐志摩、郑振铎和傅东华要来复旦任教的传言后,用肯定的口吻写道:“吴剑岚也来了。”

吴剑岚是一位传奇人物,少习武功、熟谙诗画,并识岐黄之术,是当年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吴剑岚早年翻译过波斯诗人莪默的四行诗集《鲁拜集》,也教过大一国文课,靳以很可能听过他的课。据许道明先生回忆,晚年吴剑岚曾向他谈过学生时代的靳以:“老人家说到章靳以,每每有说不出的得意。某次,他侃劲来了,对我说:‘方叙同学喜欢捣蛋,别人怕他,唯有我能让他低头!……那时我也年轻,他捣我的蛋,我才不予理睬呢。私下里找到他,投其所好,抱成一团地摆龙门阵,他到东我跟到东,他到西我追到西,像影子一样,玩什么都行,打牌下馆子也可以,慢慢搞熟了,他就不好意思再找我麻烦了。’”这段回忆,生动地刻画了酷爱文学的商科生靳以的另一面。

吴剑岚后来成了靳以的挚友。靳以曾在《孙寒冰先生》一文中,记述过他在北碚复旦时与吴剑岚等人亲密无间的交往:他们一起“跑到醪糟店去吃一碗,就是下着大雨的时候,也冒雨去过”;一起“躲警报”,“在警报的夜中,看不见人,除开抽烟的人一张模糊的脸的轮廓,可是高的低的笑音起在这里那里,整个房子好像微微地在摇动了……”

相比之下,靳以小说《教授》中的那位教国际贸易的教授,“每次走上讲台就像一个罪犯”,听到学生提问就要“打一个寒战,心不自主地怦怦跳着”,缺乏的正是吴剑岚的魅力与智慧。

陈鼎如照片

与“校花”陈鼎如分手

在《致康嗣群》中,有一个名字频频出现——“陈鼎如”。陈鼎如是谁?《复旦大学同学录》中“1927年预科名录”这样记载——“姓名:陈鼎如;年龄:二十;籍贯:浙江诸暨;通讯处:杭州元宝街14号”。陈鼎如比靳以大一岁,但两人是同届学生。1927年秋她入读预科,1928年秋升入社会科学科,1929年秋入读政治学系,1932年冬毕业。

陈鼎如曾是复旦“校花”,也是靳以读书时热恋的女友。我在几位老校友的回忆录中,找到了如下信息:“女生篮球队队员陈鼎如,姿色秀丽,当时被誉为东宫‘皇后’,拜倒石榴裙下者大有人在。”“……陈鼎如比‘爱的花’更健美,每次篮球比赛,她们更是风头十足,不少人来打听她们的消息,我们引以为傲。”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教育家邵梦兰的评论:“陈鼎如是我杭女中的同学,比我高几届,她被称为‘皇后’,虽然不怎么打扮,但是很有风韵,最漂亮。”

据邵梦兰回忆,陈鼎如“有个哈尔滨男友,大家叫他‘皇帝’,不过后来两人并没有结婚。每次晚饭后他们从外面散步回家,‘皇帝’送陈回女生宿舍,两人有时坐在宿舍前草地上聊天,很引人注目”。邵梦兰说的那位“哈尔滨男友”,会不会就是靳以?我以为完全有可能——靳以的父亲常年在哈尔滨经商,误把靳以当成哈尔滨人似在情理之中。靳以曾经深爱着陈鼎如,有一次,他致信慰问病中的康嗣群,信末署“鼎如嘱笔问候”,可见靳以与陈鼎如之间如胶似漆的关系。靳以有过一个笔名“陈涓”,我以为也与陈鼎如有关——1932年毕业前后,他俩感情破裂,分道扬镳,陈鼎如嫁给了一个银行家。靳以后来为此写成短篇小说《青的花》,小说以一位失恋男人“依”的口吻,倾诉了对曾经爱过的女人的肺腑之言,那个女人的名字就叫“涓”。

98455.com,他俩的分手也许是必然的。据张充和先生回忆,靳以曾告诉她,“在这个校花家里,楼上楼下都找不到一支铅笔”。我想,这大概是靳以与陈鼎如分手好多年后才说的话。而在当时,靳以为失恋痛苦了很长时间。1934年6月4日,靳以在给康嗣群信中说:“相处三年,相思两年,这期间我保持着我的真情……没有一个时候我不是想着她的。”直到1935年4月13日,他还致信康嗣群,说昨晚梦中见到了陈鼎如,“好像都已到了中年,追伤往事,抱头大哭……”

然而,这场失败的校园恋情,却促成了靳以不少作品问世。除《青的花》外,靳以的短篇小说《圣型》《沉》《虫蚀》等,都描写过爱情的误会与挣扎、迷茫与苦涩……巴金先生曾评论说,靳以的早期作品,有一种很浓的“忧郁气”。联想到靳以求学时的细节,我忽然明白,这种“忧郁气”,正是源于靳以大学时代的执着、爱憎与情感遭遇。

靳以,原名章方叙,天津人。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过30多部小说、散文集,并主编过十多种文学期刊。蜚声文坛的《收获》杂志,就是他与巴金先生共同创办的。靳以也是复旦名教授之一,他于1927年至1932年在复旦就读。1938年起,他到复旦中文系任教,直到1953年正式调离——在靳以50年的生命中,有16年是在复旦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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